美國在技術領域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為了維持對中國的技術優(yōu)勢，不得不采取越來越絕望的措施。拜登政府最近推動的嚴格的半導體出口管制不僅揭示了以往政策的失敗，也有可能疏遠重要盟友，進而瓦解西方技術霸權的結構。

華盛頓最近試圖通過更嚴格的出口管制來加強對全球半導體貿易的控制，這表明其過去的戰(zhàn)略已告失敗。政府現(xiàn)在正在利用外國直接產品規(guī)則（FDPR）作為嚴厲威脅，試圖通過脅迫讓不情愿的盟友屈服。這一極端措施允許美國對使用了哪怕是最少量美國技術的外國制造產品實施管制，旨在迫使像日本的東京電子有限公司和荷蘭的ASML控股公司這樣的企業(yè)遵守美國的反華議程。

然而，盡管這些強硬手段，中國的半導體產業(yè)依然蓬勃發(fā)展。現(xiàn)有的限制措施對中國的進步幾乎沒有影響，因為北京正在對其半導體部門投入巨資，體現(xiàn)了其巨大的大基金三期（Big Fund III）。這種韌性突顯了美國試圖遏制中國技術進步的徒勞無功。

諷刺的是，這些初步的限制措施可能無意中增強了中國建立獨立半導體供應鏈的決心。通過大量投資國內能力，中國不僅在解決自身的脆弱性，還在全球舞臺上將自己定位為強大的競爭者，直接挑戰(zhàn)美國的技術主導地位。

這些限制性政策的經濟后果正在全球范圍內顯現(xiàn)，美國的盟友首當其沖。僅僅是使用FDPR的威脅就導致東京電子的股票暴跌7.5%，引發(fā)日本225種日經股票平均指數的廣泛下跌。同樣，ASML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也暴跌了11%，驚人地抹去了約460億美元的市值。這些市場震蕩突顯了美國單邊行動對全球經濟的破壞性影響。

隨著華盛頓考慮采取更嚴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其面臨來自所謂盟友的越來越大的抵制。日本和荷蘭都在抵制美國的壓力，尋求更多時間來評估當前禁令的影響，并等待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的結果。這種猶豫揭示了美國盟友中對美國激進立場的智慧和可持續(xù)性日益深刻的懷疑。

在荷蘭，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推動該國走向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再與美國利益緊密對齊。極右翼自由黨成員雷內特·克萊弗（Reinette Klever）被任命負責出口管制政策，標志著荷蘭在國際關系上的立場可能發(fā)生變化?？巳R弗的背景，包括共同創(chuàng)辦一個以親俄報道而聞名的電視臺，為荷蘭演變中的國際關系立場增添了有趣的維度。

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參與與半導體政策相關的外交努力，凸顯了這些談判的嚴峻性以及各國為保護其經濟利益免受美國過度干預所付出的努力。

此外，拜登總統(tǒng)的不滿意表現(xiàn)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華盛頓的不穩(wěn)定和缺乏連貫的領導力降低了美國承諾的可信度，使盟友越來越謹慎地與美國波動的政策靠近。

隨著美國繼續(xù)積極推動技術孤立中國，其聯(lián)盟中的裂縫越來越明顯。這些新措施不僅沒有加強美國的領導地位，反而加速了信任和合作的侵蝕。在日本和荷蘭表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抵制之后，似乎其他國家也將效仿，優(yōu)先考慮國家利益而非美國的要求。

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增加了另一層不確定性，進一步削弱了這些限制性政策的長期可行性。盟友們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十字路口，必須在與搖搖欲墜的美國戰(zhàn)略結盟和在快速變化的全球格局中開辟自己的獨立道路之間做出選擇。

歸根結底，美國在犧牲全球合作的代價下追求技術主導地位，暴露出一個國家在越來越多極化的世界中努力維持其影響力。隨著其強制性方法的局限性變得越來越明顯，美國可能會發(fā)現(xiàn)自己被孤立，看著其他國家建立新的聯(lián)盟并在全球半導體產業(yè)中開辟自己的道路。

這一展開的局面為各國提供了加強技術伙伴關系的機會，并為那些對美國霸凌行為感到厭倦的國家提供了合作的替代模式。隨著全球秩序的轉變，美國無可爭議的技術霸權時代似乎正在走向終結，迎來多樣化的技術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更加平衡的全球影響力的新紀元。